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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社科报:中华夏族民共和国数字考古达世界

2019-09-12 17:09

据香港“东网”3月8日报道,英国牛津大学的考古团队早前在牛津巿进行大型发掘,结果发现数百年前大学学者和学生曾使用的日用品,包括写作工具、陶制酒杯、餐具等。此次发现有助于考古学家对欧洲中世纪学者的生活有进一步了解。

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特殊学科,因此,回顾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史,应该从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谈起。查询正式发表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在埃及古墓出土的古王国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脱水的鲜果、谷物的籽粒和其它一些植物的种子等;再例如,在瑞士的一处湖边古代村落遗址出土的被水浸泡的各种植物遗存(Renfrew Jane. 1973. Palaeoethnobotan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这些19世纪出土的植物遗存的被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主要是由于遗址的特殊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例如,埃及古墓是位于沙漠边缘的山谷中,埋藏环境极端干燥,致使墓中随葬的包括植物遗存在内的各种有机物质完全脱水得以长期保存(在新疆塔里木地区发现的一些古墓,出土有保存完好的谷物以及其它有机物质,也是因为干燥脱水的保存条件)。与之相反,瑞士湖边遗址的埋藏环境是因为被水浸泡,致使文化堆积中的植物遗存与氧隔离得以长期保存(在河姆渡遗址以及近期发掘的田螺山遗址相继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包括植物遗存在内的各种有机物质,其中有些木制品出土时鲜亮如新,原因也在与此)。 由于是偶然发现,当时的考古发掘者对这些不期而遇的出土植物遗存的学术价值并不了解,缺乏研究兴趣,所以将出土植物遗存打发给植物学家后就不闻不问。然而,当时的植物学家对考古学一无所知,他们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是完全独立于考古学背景的,除了植物种属的鉴定之外,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仅限于植物本身的进化特性等,基本上不涉及与人类文化相关的问题。 所以,19世纪发现的考古植物遗存以及相关报道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20世纪初,“人文植物学”(Ethnobotany)这个植物学概念开始被应用到了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中。人文植物学是植物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专门探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然属于自然学科的植物学都在关心植物与人的关系问题,属于人文学科的考古学当然更应该探讨人与植物的关系问题。因此,当人文植物学的这个概念被介绍到考古学后,立即引起了某些对学术问题比较敏感、研究思路比较开阔的考古学家们的关注。他们意识到,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掘主动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然后对出土植物遗存的古代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帮助解决许多考古学所关心的重大学术问题,例如农业起源问题。 20世纪中叶,一些意识超前的考古学家开始在其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中主动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同时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Robert J. Braidwood主持的在伊拉克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 Frank Hole和Kent Flannery主持的在伊朗西南部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这两项考古项目的主要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探讨西亚农业起源问题。再例如,Richard S. MacNeish主持的在墨西哥Tehuacan谷地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以及后来Kent Flannery主持的在墨西哥Oaxaca谷地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这两项考古项目的主要研究目的都是探索玉米的栽培以及中南美洲农业起源问题。熟知现代考古学史的学者们都知道,上述所列几位考古学家在世界考古学发展史上都属于传奇式的人物或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他们率先进行的这些开创性的多学科尝试,对当时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促使考古学界逐渐认识到了考古出土植物遗存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潜力,为随后的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样是在20世纪中叶,某些思路开阔的植物学家开始改变单纯从植物学的角度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方法,尝试着从人文的角度分析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主动涉及出土植物遗存的考古背景,甚至直接参与到考古项目中。其中比较著名的,在欧洲有Hans Helbaek,van Zeist,Jane M. Renfrew等;在美洲主要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Melvin R. Gilmore和Volney H. Jones。1930年Gilmore在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创建了“人文植物学”实验室,开始从植物与人的关系这一视角研究出土植物遗存。如果说Gilmore的主要研究方向仍然是植物学的话,他的学生Jones则已经将主要研究精力都投入到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他们师生俩共同建立的这种应用植物学研究手段、分析考古出土植物遗存、解答考古学问题的新的学术传统,随后又被Jones的学生Richard I. Ford和Richard A. Yarnell继续发扬光大。 虽然在当时考古学和植物学同时都意识到了,通过对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分别经过田野考古实践和相关实验室创建从理论上和分析方法上进行了尝试和摸索,但遗憾的是,在那时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一种可以通过考古发掘主动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发现古代植物遗存依然靠运气,比较系统的考古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那些具有特殊埋藏条件的遗址,即位于极度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大讨论。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琐碎描述,以及对已经建立起的古代文化时空框架的反复印证,而是应该进一步地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与过程。由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必然离不开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因此,如何有目的地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就成为了当时考古学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 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采用浮选法,考古学家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在任何遗址、或遗址中的任何区域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这极大地丰富了考古资料的内容,扩展了考古研究的视野。所以,美国著名考古学家Patty Jo. Watson曾评价浮选法的应用是“考古发掘技术中的一场革命”。 一般认为,最早在考古发掘中有目的地使用浮选法的是美国的考古学者Stuart Streuver,自1962年起,他在其主持的“伊利诺斯河下游考古项目”中采用了浮选法提取遗址中埋藏的古代植物遗存。当时所使用的浮选设备非常简单,仅是一个装有筛网的铁桶,浮选过程也比较原始,在遗址旁的一条河流中由人力操作,但浮选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获得了丰富的植物遗存。 1963年,Frank Hole和Kent Flannery在伊朗西南部考古发掘中开始尝试使用浮选法,收效也十分显著,令这两位考古学家感叹万分。他们后来写到:“在1961年度的发掘简报中,我们曾很肯定地说:‘Ali Kosh遗址保存的植物遗存十分稀少’。但这与事实大相庭径。实际上,在遗址堆积中自上而下充满了植物种子,1961年度发掘的所谓‘稀少’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发现它们而已。而当我们在1963年度的发掘中采用了‘浮选’技术后,从各文化层都出土有丰富的植物种子,总计多达4万余粒。”(Hole, F., K. Flannery and J. Neely. 1969.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lain.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 24.) 浮选法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获取植物遗存这一难题,突破了发掘技术上的瓶颈,在当时就如同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库,考古学界突然一夜暴富,大量的植物遗存通过考古发掘不断地被发现,考古库房内充满了新出土的各种各样的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由植物学家兼营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一些考古学者在植物学家们的培训下,或者一些植物学者在考古学家的培训下,开始专门从事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及其与古代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完善这一研究新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植物考古实验室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或一些专职考古研究机构。 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资料,有了相应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了专职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植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逐步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对于新生的植物考古学而言,植物本身仅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目的,发现和鉴别古代植物遗存是为了分析这些植物遗存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为了强调这一点,当时的植物考古学者拒绝使用容易造成误解的archaeobotany一词,而是借鉴“人文植物学”概念,创造了一个新名词palaeoethnobotany,用以命名植物考古学。但是由于palaeoethnobotany这个名称有些拗口,仍有许多学者习惯将植物考古学称作archaeobotany。现如今,这两个名称都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如何选择使用完全凭个人喜好,已经无关紧要,但是,在植物考古学刚刚诞生之时,名称之争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对于植物考古学者而言,强调使用“古代人文植物学”这个名称,在当时实际是一种表态,甚至是一种宣言,是新生的植物考古学郑重地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学科属性,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这种过分强调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固执地认为植物考古学应该属于植物学的研究范畴(事实上,所有的科技考古研究领域都存在学科定位的烦恼)。 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但发展历程与世界其它地区大致相同。 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刚起步不久,已经见到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例如,1955年报道的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粟粒,以及在江苏无锡仙蠡墩遗址发现的稻壳等。直至60年代中期,类似的发现时有报道。但是,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早期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些植物遗存的被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也是由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独立完成,研究的内容仅限于植物种属的鉴定,研究的结果一般是作为考古发掘报告的附录或附表续缀在正文之后。所以,那时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及其研究还称不上植物考古学的内容。 20世纪60-70年代,在国外正处在植物考古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创立和快速发展时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恰逢十年文革浩劫,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处于瘫痪甚至衰退状态,考古学也出现了长期的停滞。虽然由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求,中国考古学在70年代初被率先恢复了研究,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坚持传统的考古发掘和基本的研究内容都存在很大的风险,创建一个明显带有标新立异嫌疑的科技考古学研究分支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中国植物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未能赶上国际发展大趋势,以致后来长期无法与世界同步。 20世纪80年代,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大环境的促进下,中国考古学开始迅速复苏。为了补回10年损失,尽快赶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进程,一些年轻考古学者通过直接翻译或撰写综述文章,介绍当时国外流行的各种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了对浮选法的介绍,例如,发表在《农业考古》杂志上的介绍“泡沫浮选法”的文章(黄其煦《考古发掘中回收植物遗存的方法之一-泡沫浮选法》,《农业考古》1986年2期)。但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把浮选法的原理和操作过程描述得过于“科技”,文中既有化学分子式,又有数学公式,甚至还有力学图示,玄之又玄,给考古学者造成很大误解,认为浮选法是一种深奥复杂的科学实验手段,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考古学界的普遍反响。 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10余年的彷徨、冲动、求索和感悟,中国考古学开始稳步发展,并逐渐进入“黄金时代”,学术思路日益开阔,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科技含量逐渐增强,新发现和新观点层出不穷。在这个大背景下,植物考古学开始正式起步,主要标志有三:一是“植物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二是“浮选法”作为一种获取植物遗存的田野方法首次被应用到了考古发掘中;三是“植硅石分析”方法的异军突起。 1992年,《农业考古》发表了一篇题为“植物考古学概述”的文章,系统介绍了考古学研究中的新领域~植物考古学。文章正式提出了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命名,阐明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介绍了炭化植物遗骸、孢粉分析、植硅石分析等几种重要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手段,着重强调了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研究范畴的学科定位,并预言“植物考古学将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赵志军《植物考古学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90年代初期,浮选法开始出现在国内的考古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次发掘项目,一次是1992-1993年由俞伟超先生主持的班村遗址发掘项目,另一次是1993-1995年由严文明先生、彭适凡先生和MacNeish博士共同主持的江西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班村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并不是因为班村遗址本身有什么特殊性,而是在研究思路上和发掘方法体现出的创新精神(裴安平《怀念俞伟超,呼唤“班村“精神》,《文物》2004年12期)。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在发掘过程中尝试了国内外许多新方法,其中就包括了浮选法。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发掘,是文革后被国家正式批准的最早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之一,属于典型的多学科考古项目,考古队成员中包括几名专职科技考古学者,在发掘中采用了国内外各种新方法,其中也包括了浮选法。这两次考古项目是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最早采用浮选法的。 90年代上半叶,植硅石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仍处在尝试阶段,提取技术和鉴定方法仍不成熟,学界对植硅石的植物种属鉴别能力尚存疑惑。例如,在欧美植物考古学界内部曾存在着植物大遗存与植物微小遗存(植硅石、孢粉和淀粉颗粒的分析)的派系之争,以浮选法为标志的植物大遗存研究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是当时植物考古学的主流,而以植硅石分析为代表的植物微小遗存方法尚未得到广泛认同,仍处于弱势。但有意思的是,浮选法在中国虽有过几次尝试,但并没有立即得到考古学界的普遍跟进;而植硅石分析方法一经传入中国,却很快就被考古学界普遍接受。例如,当时在国内的考古发掘中,如果计划加入植物考古学研究内容,发掘者首先考虑到的是植硅石分析方法,而不是浮选法。这是一件令许多国外学者至今都迷惑不解的有趣现象。原因之一是中国考古学界在90年代掀起的一次探讨稻作农业起源的热潮。植硅石的植物种属鉴定能力虽然在整体上有局限性,但具体在稻属植物上却有明显优势,借助统计学方法可以比较准确地识别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植硅石类型。稻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着黏性很强的红壤,这对浮选法的操作带来一定难度。因此,针对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这一特定研究对象和特定研究区域,植硅石分析方法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受到中国考古学界的青睐。不论原因如何,植硅石分析在当时的异军突起,对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算是考古学发展史中的一个中国特色。 进入21世纪后,植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突然加速,学科的建立日趋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浮选法的普及。 浮选法虽然是一种植物考古学方法,但与田野考古关系非常密切,必须伴随着考古发掘进程采集浮选土样和开展浮选工作,因此浮选法的普及首先要得到广大考古学者们的认同,为此,有必要在宣传、培训和实践等几个方面同时做出努力。例如,通过撰写和发表一系列专题文章,系统地阐述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深入浅出地介绍浮选法的工作原理、设备的制作、土样的采集、浮选过程应该注意的具体事项等。再有,通过主动前往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地,指导和示范浮选样品的采集方法和浮选的操作规范。还有,通过及时发表各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报告,以生动的研究实例展示浮选法在考古学诸多重大学术课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意义。经过以上的努力,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开始认识到在考古发掘项目中开展浮选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易行性,浮选法在中国考古学界得到了迅速的普及。2000年以前,在中国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仅有五、六处,然而自2000年以来,陆续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百余处,浮选的土样近万份,获得的各种珍贵古代植物种子以数百万粒计。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在过去10年中浮选法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感到吃惊。 与此同时,植物微小遗存的研究在新世纪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植硅石分析方法仍然是中国植物考古学中的主要研究手段,提取技术和鉴定方法不断完善,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粟和黍两种小米的植硅石类型的识别和鉴定也有了重大突破。孢粉分析方法和木材鉴定分析方法与考古学研究内容的关系日趋密切,除了对古代植被的复原和遗址微环境的重建,也开始涉及古代文化和古代人类生活方面的研究。淀粉颗粒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植物微小遗存研究手段,正不断地展露出其研究潜力。 总之,中国植物考古学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但作为一个年轻学科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和不断完善。今后,需要根据中国考古学自身特点,明确和坚持相应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目的,改进和规范相应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方法,扩展和丰富相应的植物考古学研究内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体系和发展模式。

此次发掘项目由牛津考古系的考古学家福德领导,为全英国其中一个最大型的巿区考古发掘项目。考古人员发现了不少隶属牛津大学的方济各修道院的老师和学生在13至15世纪使用的日用品,包括纯铅铅笔、青铜书签、羊皮纸剪刀、阅读用油灯及皮制的袋等。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1期头版文章之一。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25日

同时,考古人员也找到陶制酒杯、餐具。研究者从中得知当时的人吃不同种类的食物,如牛肉、羊肉、鹅、三文鱼、鳟鱼及蛋等。

  突破技术和考古的专业壁垒限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的现状是考古学家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考古。融入到信息化潮流中,不能固守现有的以发掘为主的考古学。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陶制容器,预料是用于盛载水银。因为当时的很多科学家都利用水银作炼金术实验、甚至用作治疗痲疯病和梅毒。

  4月15日,历时4天的第39届数字考古国际会议(CAA2011)在北京落下帷幕。在本届数字考古国际会议上,国际学者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比利时根特大学等其他欧洲研究队伍共同参与了在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六个废弃的罗马古镇的数字化建设,项目通过高分辨率的田野测绘和文物测绘,将实现包括原始地形和罗马城市的整体重建,这个项目结束后,人们将看到距今两千余年的古罗马城市当年的风貌。数字考古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受到世界多个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会专家指出,数字考古意义重大,对文物的保护、整理、开发和利用等各个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国内外数字考古成果丰硕
  数字考古内涵十分广泛,既指应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考古发掘,如应用探测技术进行考古,又包括将考古发现数字化的工作,如建设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将考古遗址进行空间数字化等,以及运用数字技术对考古发现进行管理等。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研究者提出,在传统的考古发掘现场中,考古学家都是用手写记录,在辛辛那提大学的庞贝古城发掘项目中,研究人员尝试使用ipad进行电子信息记录,从而使考古发掘的信息能够立即进入数据库并对其进行编辑管理,同时在发掘过程中也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指出电子记录将深刻改变考古学家的工作方式。

  我国的数字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敦煌研究院在国内运用数字技术方面起步较早,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尝试运用科技来辅助文物保护。目前“数字敦煌”项目正在稳步进行,建设洞窟壁画的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档案的精确度和清晰度已经越来越高了。

  由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龙门石窟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合作的“龙门石窟数字化”项目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査红彬介绍,从2005年至今,数字技术研究人员通过三维方法作线图。研究人员用激光扫描仪取得三维数据,建立三维模型,再投射到二维图像空间中,根据图像画出线图。画线图在考古报告中具有重要作用,要求几何尺寸完全正确。传统方法用照相机拍出的图片有变形,而用三维数据的方法画线图没有变形,既节省时间又使得图像精确。另外,研究人员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缺损文物的修复。为了防止二次破坏,考古学家不能把破损的佛像进行实物拼接。数字技术研究人员把破损部分分别扫描,建立虚拟模型并进行虚拟修复和重建。 

  CAA负责人胡斯·兰格(Guus Lange)告诉记者,他对中国学者作的学术报告印象深刻,认为中国学者在数字考古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学科壁垒阻碍数字考古发展

**  对于数字考古未来在国内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周明全认为,突破技术和考古的专业壁垒限制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的现状是考古学家不懂技术,技术人才不懂考古。周明全认为,国内目前的文物保护还缺乏高科技的概念,考古学家应具备更加开放的眼光,融入到信息化潮流中,不能固守现有的以发掘为主的考古学。在学科设置上,美国卡罗莱纳海岸大学等面向本科生开设考古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专业。据周明全介绍,国内至今未设数字考古专业,学科壁垒给数字考古的发展带来很大阻碍。

  胡斯·兰格说,在未来数字考古的发展中,数字技术学者和考古学者建立起持久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物理学教授梁海达认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技术学者和考古学者的相互交流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两方面的学者要建立充分的信任机制。査红彬教授也指出,考古学家和技术学者要充分理解双方的目标,有些情况下,考古学家的要求并不需要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就能达到,如果技术学者能够用最适合的技术而达到效果,就能实现更高的效率。

  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
  在全球范围内,数字考古已经越来越被学者所重视,数字考古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学术体系内,也应用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普及中。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主任张颖岚认为,数字考古的首要意义在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管采取怎样的技术手段来延缓文化遗产本体的留存时间,文化遗产本体的消失是绝对的,其保存是相对的,一旦文化遗产本体因自然衰变等原因不复存在,那么通过各种技术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信息就尤显弥足珍贵。周明全说,文物保护的观念在我国还不够深入。文化遗产保护不应该成为形象工程,仿古建筑热不是文物保护应走的方向,要重视已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的建设。我国大量的实体文物已经流失在海外,而海外的学者已经开始对中国文物进行数字化,如果我们数字考古的工作停滞不前,今后我国的虚拟文物也有被其他国家占先的危险。

  胡斯·兰格说,数字考古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文化普及,通过建立本领域的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图书馆,文化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每个人都有途径看到世界各地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美国虚拟世界遗产实验室教授伯纳德·弗里希(Bernard Frischer)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很容易在网页上浏览3D形式的古希腊罗马雕塑,还可在邮件中传递,在手机上浏览。

  但是数字化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并不能替代真品,伯纳德·弗里希说,研究者若要进行严肃的研究,仍然需要对原作的观摩,数字博物馆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研究者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去观摩。

  将数字技术应用在考古和文物保护中,周明全提出,既继承了祖先的文化遗产,又为子孙后代造福,同时更是为世界人民保存了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张颖岚说:“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生存,不应当被仅仅视作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同时更是发展的难得机遇。因此,我们更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拥抱’数字化浪潮。”(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钟哲 实习记者: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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