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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泽王氏藏书寄存“北图”

2019-11-03 22:54

徐行可,民国着名的文献学家、收藏家。他曾为湖北省图书馆与湖北省博物馆捐赠了近10万册古籍、7800余件文物。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徐行可 徐行可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生于1890年。20世纪初,曾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武昌图书馆专科学校、北京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徐行可看到很多古籍流失,感到切齿痛心。自此,他就将家里结余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古籍和文物,而且经常外出访书、征书,还请流浪孩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书籍,哪怕有价值的一张纸,他也甘愿付给报酬。武汉被日寇占领后,古籍大量流失,徐行可不顾日军哨卡林立,走街串巷,四处在旧书摊甚至收购站查看,生怕遗漏好书。 徐行可一生节俭,用废纸写文稿,连儿子结婚的贺柬都用香烟纸盒。但是看到一部明崇祯刊本《皇明经世文编》,徐行可花700大洋将其买下。日军空袭汉口,徐行可坚决不躲避,一定要待在藏书处,与书楼共存亡。由此可见他的一片赤子痴心。 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皇明经世文编 及至解放,徐行可所积藏古籍居湖北之首,总计上千箱超过10万册。其中经部书籍15000余册,史部25000余册,子部13000余册,集部19000余册,丛部21000余册,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所藏古籍很多都是孤本,如《春秀堂诗经真本》五卷、《黄鹤楼集》三卷等。 1956年,徐行可将首批500箱6万册古籍图书捐赠给中科院武汉分院。1959年,徐行可因病去世,弥留之际嘱咐子女将家中所藏一定捐给国家。其子女将剩余4万册古籍捐赠给省图书馆。1961年,中科院武汉分院将受赠古籍归藏至省图书馆。其中,徐行可所捐清纪晓岚批注过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史通训故补》二十卷,成为省图书馆镇馆之宝。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纪晓岚批注过《史通训故补》 同时,徐家人又将所藏文物悉数捐至成立不久的省博物馆,包括元明清人画卷、册页、扇面、手札、楹联、金石拓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拓本碑帖等文物共7700余件,均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书画艺术珍品。其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明末四大书家之一董其昌书画作品12件,明代“江夏画派”创始人吴伟书画精品等。 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捐献证书 徐行可在世时因捐赠得到奖励2万元,但他全部用于购买古籍后又捐出。至今家中只保留了捐赠凭证。2015年5月,湖北省图书馆专门建设的徐行可纪念图书馆正式成立。 图片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徐行可纪念图书馆

图片 6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戴上白色的手套,轻轻地打开樟木盒子,小心翼翼地把薄如蝉翼、白中泛黄的440余年前的孤本书籍捧出来放在洁净如洗的桌子上,在管理人员的监督和允许下,阅读者才可以如获珍宝般的翻阅书籍。据说,每一位阅读者在读这些古籍的时候,都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小心。 因为,翻阅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段厚重的历史,一段段睽别已久的尘封往事,以及这片土地万物生生不息的魂魄。 图片 7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凤翔图书馆的古籍典藏室,就好像金庸小说里出现的“藏经阁”一样,神秘、厚重、安静,悄无声息的存在于图书馆三楼一角。当几缕阳光从西边封闭的玻璃窗户投射进来的时候,暗红色书架上的书籍散发着昏黄的光晕。 图片 8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在这暗红色的樟木书架和柜子里保存的古籍文献为7200余册,全国孤本古籍55本,善本120册。古籍以清代版本居多,有少量的明代版本,版本形式各异,内容涉猎之广,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其中,经部321种,史部304种,子部231种,集部354种,丛部3种。辛亥革命先驱,原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刘治洲捐赠的24史等书,也在馆珍藏保存至今。据了解,古籍典藏室的文献藏量位居全市县区馆前列,是陕西省县级图书馆古籍文献藏量较多的单位, 图片 9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古籍典藏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智慧和创造力,凝结着几千年华夏儿女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 问起古籍典藏室的历史,作为在这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该馆党支部书记许敏笃如数家珍般的侃侃而谈。在他的叙述中,一段关于“藏经阁”的历史揭开了面纱。 图片 10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凤翔县图书馆创建于1933年,当时名为凤翔县民众教育馆。它的前身是从明清时代周鼎创办的“正谊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现存古籍线装木刻版本书籍千余册,无偿供人们阅读。到民国末年,凤翔文化极为繁荣,官方、学校及民间私家古籍经典藏量极为丰富,推动了当时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解放后,民众教育馆被县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凤翔县文化馆,只有三名同志负责图书的阅览和外借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古籍图书被列为四旧。全国各地迅速掀起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凤翔也同全国一样,不到一个月时间将全县的庙宇、亭、台、楼、阁全部拆除,发动全县人民利用两年时间挖毁了巍峨壮观的明代凤翔古城墙。同时对全县官方、学校以及私家珍藏的古籍图书全部被红卫兵清查集中焚烧,村级的集中到各大队进行焚烧。 “我家上祖辈和祖辈珍存的近万册古籍被红卫兵从藏书楼上全部清理焚烧,当时爷爷在清理期间藏了几本书在棉衣里,被红卫兵发现后狠狠打了一顿”许敏笃说。 图片 1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在城关镇行司巷大队和纸坊火星大队焚烧古籍的时候,有人建议将部分图书进行了鉴别,把不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书籍上交县文化馆予以封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各派互斗期间,县文化馆也遭到破坏,馆藏图书损失大半,古籍文献损失更多。 1973年夏季,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把县文化馆淹没,存放的民国年间和解放初的报刊杂志全部被淹没损坏。当时,李守德、闫志虎、刘天太、曹明檀、杨景涛、李万德、马耀堂、郭升等老一辈文化馆工作人员从水中抢救出了今天现存的古籍图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人民政府每年下拨专款为图书馆增购图书,订阅报刊,全馆图书增至4.5万册。但由于经费无法满足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修复,使这块民族文化瑰宝沉睡了三十多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国家逐步重视文化事业,县图书馆组织专业人士对古籍文献按照经、史、子、集、丛四库分类法进行分类,并对部分文献进行了修复和整理。 该馆把古籍保护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采取不同形式,狠抓防鼠、防虫、防潮、防盗、防火等工作,每年对古籍进行一次晾晒,放置防虫药物和防腐剂进行保护。按经、史、子、集、丛四库分类法印制了《凤翔县图书馆古籍总目》,便于读者查询;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上对馆藏古籍进行了数字上传工作,为馆藏古籍文献建立完善了电子档案。 近年来,该馆古籍文献典藏室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教授近百余人,为研究凤翔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佐证史料,使古老的古籍文献重新焕发生机。 许敏笃指着明万历5年官方书局印制的、些许破损的《重修凤翔府志》说道:“这是全国孤本,镇馆之宝。目前,馆里和省图书馆多次沟通,打算对这部经典史书予以修复和影印再造,使凤翔历史再放光彩,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图片 1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深泽县志绘王氏所居县城西关 图/河北日报 图片 1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民国年间深泽王氏在京城刊印的书籍 图/河北日报 深泽王氏是河北中南部一带颇为着名的藏书世家。“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深重,王氏族人担心日军侵入河北后这些书散失,于是将家藏古书数千册,于1933年委托河北名儒蒋毓峰寄存于北平图书馆,成为当年爱国知识分子为民族保存古籍文献的一段佳话。 日前,记者应邀出席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向海内外图书馆界专家领导介绍了深泽王氏向北图献书的义举,这也是今年河北唯一入选全国抗战古籍保护的重要事例。 诗书传家重视文教 王氏是深泽城里有名的书香世家,家族中读书人多,做官的人也很多。在康熙年间,就建宗祠,置义田,购书楼,以藏书版。乾隆年间又重修宗祠,置祭田。光绪年间修建街牌楼,牌匾的两面分别书写“三省名宦”、“四世乡贤”,但这些如今均已不存。王家还建过“香泉书院”,开馆讲学,捐地捐款创办了“县城高等小学”。 清末民初,王氏家族顺时而变,开始创办新学,鼓励弟子接受新式教育,民国二年,王孝箴捐款捐地创办了深泽县城厢公立高等小学。 深泽王氏文化名人 深泽王氏在文化教育上大力投入,尽全力提高子女的文化素质,力争使其成材。家中聘有教师,子女都必须接受初级教育。上世纪出生的王氏子女,都接受了中、高等教育。全国解放后,不少人成为专家学者,较知名的有中科院士、着名地质古生物学家王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焕初,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王铎等。那些参加革命的王氏后人大多走上了领导岗位,比较知名的有吉林省原副省长王奂如,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副院长、党委书记王晓楼等。 在王氏文化名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王亢之,当年在抗日根据地任《冀中导报》社长,后任《晋察冀日报》总编、《人民日报》副总编,建国后任《天津日报》社长、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还珍藏有几部王氏家传的宋版书,他去世后由国家收藏。 洗心精舍藏书万卷 深泽王氏历来重视古籍收藏。清代进士王植潜心宋儒道学,着有《皇极经世书解》、《四书参注》、《濂关三书》等,并选入《四库全书》。乾隆年间,王植辞官归乡后,修建了万卷书楼,收藏本家着书刻版和他人名着,这些书籍是王氏家族早期的一批藏书。王宅收藏了许多古人字画,在军阀混战古友三部队进深泽时,把包括吴道子作品在内的书画装了满满一棺材,由两个长工埋藏在南宅。后来目击者曾引导寻找,但迄今未找到。 洗心精舍本是道光举人、奉直大夫王肇晋的书斋,其子王用诰辟为藏书之馆。父子二人在先世所传图书的基础上,继续在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搜罗收藏而形成的。王用诰研精典籍,继承其父之志完成了《论语经正录》,此外还着有《禹贡考》、《洪范解》、《中庸说》等。为了博览群书,王用诰搜罗购置不遗余力,日积月累,藏书越来越多,藏书达数万卷,近千种,且大多为经世实用之本。自称“购书为便读,并非只为收藏”。其子王孝箴藏书益多,还编有《洗心精舍存书目》。 藏书寄存北平图书馆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深重,华北危在旦夕,社会动荡不安。深泽王氏家里还驻扎了军队,洗心精舍藏书受到了严重威胁。王孝箴担心日军侵入河北后这些书散失,便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商量,打算将洗心精舍藏书寄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这样既能保存,又方便社会人士的阅览。1932年冬,国立北平图书馆派人到深泽,对洗心精舍藏书进行清点,共计870余种,数千册,全部被运往北平寄存,约定寄存期限为10年。 在李致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中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寄存图书文物,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图书来自瞿宣颖与王勤生。1931年10月,王勤生寄存《论语经正录》书版,附《王筱泉先生年谱》书版460块。1933年春,又寄存洗心精舍藏书870余种。” 1933年,王孝箴寄居北平,曾感叹:“邦家如毁,土地人民且不自保,遑论此区区故籍之存亡!”甚感国家内忧外患,恐怕将来无法保存这些书了,于是就把家藏古籍图书都赠送给了博野蒋毓峰。博野蒋氏藏书与深泽王氏并称,蒋毓峰的祖父蒋芳原和王孝箴的祖父王肇晋系道光己亥同年中举。蒋毓峰决定将深泽王氏的藏书仍寄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 为了表彰这种寄存图书,为社会共享的行为,号召更多的藏书家来效仿,北平图书馆由朱福荣、刘树楷等编目,王重民校刊有《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四卷,袁同礼馆长并为之作序,其中大多为王氏藏书,钤盖“深泽王氏洗心精舍所藏书画”的藏书印。 建国后捐献的王氏藏书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如今国家图书馆内还有几本建国前后通过社会捐赠进馆的深泽王氏洗心精舍藏书。非常巧合的是,其中王氏旧着《深泽县志》,清深泽王肇晋纂修,清同治元年刻本,钤有“一九四九年武强贺孔才捐赠北平图书馆之藏书”印章,捐献此书的武强贺氏家族与深泽王氏竟然还是姻亲。 武强贺氏也是书香门第,藏书号称名甲畿南,六代四进士,家学渊源。清人深泽王用臣在《斯陶说林》第十二卷中也对武强贺氏有多处记载,称武强贺氏为“姻家”,因其堂姊丈为贺芝樵刺史。 民国初年,贺涛之子贺葆真到深泽时曾观看深泽王氏藏书,他在日记里记载:“吾家故以藏书着,虽有旧刊精校之本,论其富,亦犹王氏。”1949年北平解放后,贺涛之孙贺孔才将贺氏历代所藏图书12768册、文物5371件,分别捐给北平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当年《人民日报》还专门予以报道。贺氏所捐书中有深泽王氏洗心精舍旧藏,也属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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